三、促成“洋务”实践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即着手创办“洋务”实业，最初他只是认为办洋务“须以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5页。)显然，这个时候他还不熟悉究竟应该如何“办洋务”，因此只热衷于购买外国机器而已。但通过十多年的实践，情况便不同了，1876年他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提出：“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舟愈坚，用煤愈省，而驶行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钦差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第187页。)从“广购机器为第一义”进而认识到必须从“西洋制造之精”的“本源”中去学习，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李鸿章的“办洋务”，已从学西方的皮毛，渐渐地意识到学根本的重要性了。通过实践，李鸿章认为：“外洋*机器，运售无禁，彼既恃其擅绝之技，不妨炫奇于中土；其中又有独神之用，不畏盗法之有人。且机器之巧，兼备百工之妙，入门有得，自归一贯之中，在我心摹手追，固专注于*制造；而向彼开宗明义，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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