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年，李鸿章经过在欧洲各国实地考察后，更充实了“变法自强”的感性认识和坚定了信心，他在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庆典后，就在俄国参观访问，明确对人说：“博考诸国致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60页)显然，通过这样的实地考察，使他扩大了视野，增加了不少世界先进生产技术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从而加深了对“西学”的了解和向往，因此下决心回国后一定要效法而“改弦更张之”。另一方面，外来威胁又勾起了他对“变法自强”的紧迫感。当德、俄两国分别强租胶州湾和旅顺、大连后，他立即将这一问题与加速“变法自强”联系起来。在给驻美公使伍庭芳的信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德约甫成，俄事又起，群雄环伺，正无了期，当局者真有朽索六马之惧。美邦政教人情，诚如尊旨。论者皆云宜结为援，中国所需，自应取材于此。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彼既不肯为我祸，亦岂肯为我福！子舆氏有言：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恃人终难久也。”（李鸿章：《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见《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明确提出必须依靠“变法自强”来增强国力，才是挽救国家危难的真正出路。应该说，像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

　　从李鸿章下决心学习西方的思想到他“办洋务”的具体实践，说明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做了一些铺路奠基的工作，他为“办洋务”正了名，给顽固保守派把洋务说成是“以夷变夏”、“大逆不道”的封闭落后思想予以驳斥和否定，使“洋务”在清廷政务中得到“合法”的承认。所以说，通过李鸿章创办“洋务”的具体实践，才使自鸦片战争以来叫喊了近二十年的“师夷长技”得以真正迈开实际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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