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可见传统的中国封建“文武制度”在李鸿章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他之所以要提倡学习西方，那是因为“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数以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6卷。)这是说大清王朝现在是身处“积弱患贫”的境地，所以必须首先使国家富裕起来，否则在那种“以弱敌强”的国际环境中，必然会“终受其敝”的。
李鸿章的大办洋务，既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又加以发展和创造。曾国藩办洋务，尚处于初始阶段，有好些不完善的方面，而且为时未久他便去世了。真正办成各项洋务实绩的是李鸿章。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改变，李鸿章对办洋务的认识与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他曾言简意赅地概括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10页。)这里，他把中国自强、制造利器、培养人才这三个根本问题都包揽在“办洋务”的统盘计划之中，就是说不仅要购买外国的“利器”，还要自己能够制造这些“利器”的工作母机，以及能够制造这些工作母机的人才，可以看出，他的兴办“洋务”是想尽快解决实际问题的，而且办事态度也很认真，当他统率淮军到上海去镇压太平军时，曾国藩曾“临别赠言，谆谆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李鸿章：《复吴仲仙漕帅》。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卷。)可是李鸿章到上海后，并没有遵照曾国藩的嘱咐去做，却把“练兵学战”与“吏治洋务”并驾齐驱，同时进行，他在上海“抚用客将，改练洋枪，并自制开花炮弹。”（盛宣怀：《上海奏建专祠疏》。见《李文忠公全书》卷首，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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