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合于经训及周秦诸子所著书。……同文馆初设，中外哗然。近人艺科一疏，朝士争指为异端，时学之锢人如此其深也。”（李鸿章：《复莲池书院山长吴挚甫》。见《李文忠公尺牍》第12册。)他说西学的“精微独到处，往往合于经训及周秦诸子所著书”，仔细推敲这句话，也不无道理，因为是说西学的“精微独到处”，即是指西学的某些科学原理，而某些科学原理在中国古代的一些典籍中也是有所阐发的。而且他说的只是“往往合于”，也就是指往往与“经训及周秦诸子所著书”的某些论述相符。这个说法与当时有些人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硬附会成儒家经典中“早比其先进”的说法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应该承认，李鸿章经过观察实践后肯定“西学”的先进性是有他独特见地的。并且，他还根据世界大势的发展趋向作了预测，认为；“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利益者。”（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9卷。)像这样的预测，如果缺乏对“西学”的客观认识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是不可能办到的。
正因为李鸿章具有信仰“西学”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并不忌讳别人称他为“洋务派”，他毫不隐晦地对友人说：“至谓鄙人喜闻谈洋务之言，以至冒险负谤。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6卷。)这就把“办洋务”提到了国家“赖以支持”的高度上来观察和思考，既指明了“办洋务”是别无他择，势所必然；又表达了他对“办洋务”的坚定态度。如果把这一番话放到当时国内外的大环境中去分析，也不无道理，因为中国当时若要求得富强自立，环顾四周，可以效法的对象只有西方，因为西方最强盛先进。而所谓“学习”西方，大清当朝能够和允许做的也只是“办洋务”而已。因此，他对戊戌变法也是抱同情态度而暗中予以支持的。康有为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就提到：“昔者与公绸缪恩谊，助吾革政，虎率以听，荣禄相攻，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固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志。”（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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