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联系到中国闭目塞听的现状,不无忧虑地指出:“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李鸿章:《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39卷。)这样看来,从“办洋务”入手,增强国力,使中国“变法自强”,这便是李鸿章为中国摆脱困境所拟就的一种方案,因而所谓“同治中兴”是以“大办洋务”为契机也就可以理喻了。
那末,应该怎样变法呢?便是下决心学习西方。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已深感西方兵器的厉害,此后,他更从理性上悟出了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富强的道理,所以竭力建议清廷当局从速学习外洋的先进技术。他在奏折中说道:“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具体地讲述了轮船、电报、机器、炮弹的功效和社会作用,它不仅表明了李鸿章本人对这些先进的“洋务”事业有了实在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他极力想把这些实在的信息传递给当权者,能使中国也尽快拥有这些东西以自强御敌。并指出一成不变、抱残守阙那是落伍于时代的愚蠢表现:“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9~10页。)这种公开批判视外国的先进技术为“奇技*巧”的保守落后思想,而颂扬掌握这些“利器”便“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的人,在当时的清廷高级官员中,李鸿章也算得上是名列前茅的。
李鸿章的提倡“变法”,崇尚“西学”是有其思想根底可寻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然地说过:“俗人谈西学,惊为河汉,不知其精微独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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