饷吏事之枢纽，应先从彼处布置，稍有端绪，再出京口，据形势接应上游为进兵张本。……即日潜师暗度，望前计可抵沪。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李鸿章：《复沈幼丹中丞》。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卷。)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沪为中外杂处之区”这个特点，因此应该“顺人心”，也就是要把握上海的形势，根据“华夷混一局势已成”这个现实，作出“我辈岂能强分界画”的决断。简短一句话，便是他要依靠洋人去共同对付太平军。由此可见，李鸿章重视“外洋”的初衷与曾国藩一样，完全是出于镇压国内反清势力的需要。
李鸿章重视“洋人”不仅仅停留在思想认识上，他是决意要把西方的先进技术，迅速具体地应用到巩固清朝统治的实际事务中去的，因此在筹划如何阻挡太平军进军时，他非常重视由美国流氓华尔组成的“洋枪队”，赞赏洋枪队“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曲意联络，冀为我用，以助中国兵力所不逮。”（李鸿章：《驾驭西兵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4卷。)所以他到上海后就利用洋人的洋枪洋炮实地与太平军作战。但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李鸿章却也是胸有成竹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如在清政府与李泰国交涉购买英国船炮时，李鸿章便致函总理衙门首领奕䜣说：“近与若辈交涉军务，悉心体会，微有阅历，又深知李泰国心术险诈，目前不愿中国人专权，即将来不愿中国人接手。愚虑所及，不敢不为殿下切实陈之。”（《李鸿章致总署函》。见《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一），第189页。)说明他与洋人“联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来“中国人接手”，其立足点还是在于巩固清朝的政权。所以，操办洋务、增强武备、巩固统治，这也就是激励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中坚人物的原动力。
李鸿章曾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超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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