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重用办洋务的人才，将有才能的人员提到要职上去使用，向朝廷建议“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界食其业，世袭其职。”（《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9页。)这就是说，应该把精通“西学”的人才与传统的科举人才一视同仁，使学习“西学”之人同样可以身负重任，发挥所长，国家亦能够依靠这些人走上富强之路。正是他的这种想法，才培养和延揽了一大批“办洋务”的人才。
看来，李鸿章从弱冠立志到“驷马高车”的抉择，是通过“办洋务”而得以一步一步实现的；他是以“洋务”实绩而崭露头角，并得以显宦仕途的。因此也可以说是“洋务”的时代潮流成全了李鸿章的宿愿。
二、效法西方“变法自强”
李鸿章的效法西方，固然是出于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西学”的认识是在不断提高的。出于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基础这个根本目的，把学习西方与“变法自强”的意图联结了起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末他的提倡效法西方，也可以认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师夷制夷”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李鸿章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大势正在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化，要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不进行*和社会的改弦更张是决不可能办到的。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抵御外来威胁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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