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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李鸿章与清流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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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6: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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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页。）此言点出清流派与李鸿章的分歧，在于政与教何者为先，利与义何者为重。按照辜鸿铭的看法，清流派重教、义，李鸿章重政、利。果真如此，则清流派即等同于守旧派。其实不然，清流派中诸多骨干成员都是功利主义者，是具有“务实”洋务观的．陈宝琛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并建议选员出洋考察，掌握各国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临事仓茫无定见”（《陈文忠公奏议》卷上，页40——48。）。宝廷在《慎重洋务片》中呼吁，“时事艰难，固以洋务为重”（《长白先生奏议》卷上页20。），他曾借主持乡试之便，“以火器、轮船、海防发问，榜后复广采访”（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03页。）。张佩纶既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润于集》奏议，卷6页29。），又完全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强调要“采西法以敌西人”（《润于集》奏议，卷2页6。），认为“变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丛刊《洋务运动》（三），第528页。）。张之洞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遗”（《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2页16。），因而他在现实活动中“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张之洞传。）。清流派不仅是出谋划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经办洋务的实践者。如吴大澂在吉林创办机器局，张之洞在山西筹办铁矿，这些都推动了洋务的发展进程。
当然，清流派并不掩盖李鸿章办洋务中所暴露出的某些弊端。如陈宝琛揭露北洋水师“创制方始，积弊巳深”（丛刊《洋务运动》（二），第515页。），而这正是当时有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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