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李鸿藻既然表示出旧势力“习气过重”,洋务“难于著手”,李鸿章又认为其仅仅是“不欲上前”,这就说明最起码李鸿藻已是对搞洋务持默许态度,而不再与之公开为敌了。
中法战争期间,当京师惊闻刘永福所部清军受挫快报后,李鸿藻立即遗张佩纶赴津,密函李鸿章,就至关重大的战和问题,商讨对策.李鸿章在回函中亮明对中法战争的态度:“日前幼樵来晤。……鸿章于越事,初不敢力主进取,实见得各省戎备未尽精整,或至一发难收。今山西挫退,敌炎正张,我军巳扎北宁,洵如尊旨,只有增军缮备,壹意坚持,以待事机之转。”(《李鸿藻先生年谱》,第397页。)李鸿章能够爽快地接受李鸿藻的主战方略,从主和转为主战,反映出二李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了。由此而论,李鸿章曾把张视为他用以联络中枢要员的关键性人物。
(二)李、吴交谊。李鸿章与吴大澂初识在1870年,李时任湖广总督。不久,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办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几经交谈,李鸿章便看中了这位具有洋务思想芽子的新科进士。光绪初,北省奇荒,“赈灾为救急”。18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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