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页。）又说：“近世的曾国藩、胡文忠（林翼）都受他的影响”。（注：梁启超：《儒家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62页。）但据《曾文正公文集·王船山遗书序》，船山遗书一度刊行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庀局于安庆，＠④事于金陵”，“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则今存上海太平洋书店1933年版之《船山遗书》计三百五十五卷，号称较完备者（占船山全部著作百分之八十），实无过曾氏兄弟多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底是哪一种社会力量最早对船山思想发生兴趣并认真推广的问题。至于郭嵩焘，一般都知道他极其崇拜王船山。同治九年（1870年）在长沙主讲城南书院时，在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家张ｓｈì＠⑤祠旁建船山祠。晚年，又在曾文正公祠旁建思贤讲舍，1881年落成，舍中置奉船山木主，在此讲述船山之学。但很少提到他早在1845年，也就是湘军集团出现以前，即和新化的邓显鹤有来往，到过邓氏所居之南村草堂拜谒。湘军集团的另一位创业者江忠源也是邓显鹤的好友。
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中除李鸿章是安徽人以外，全部是湖南人。这些人均非书虫禄蠹者流，而是一批志行坚定而又怀才不遇，因而不满现状、愤世嫉俗的经世致用主义者。曾国藩长郭嵩焘八岁，但与刘蓉三人同是岳麓书院同学，切磋学问，砥砺志行，情同兄弟。曾国藩先逝，郭嵩焘《祭曾文正公文》回忆道：“愚蒙自少，公顾谓才。惊喜问故，曰：‘与时乖’。‘曷云违时？富贵尘埃。怀恺岂多，披豁四开。发言吐气，战斗霆雷；ｓｈǎｎ＠⑥＠⑦百怪，笑怒嗔猜’”。（注：《郭嵩焘诗文集》，第535页。）“与时乖”，即今言“反潮流”，“反传统”是也。遥想涤公当年，竟也是这般要求释放被朱学禁锢的七情六欲，要求个性化的人物。而想当年能使这些书生如此狂放的儒学理论，当非船山思想莫属。船山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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