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哲学异于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者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首先不承认阳明心学“心即是理”的主观唯心论，也反对程朱“理在事外”的客观唯心主义“先验论”。主张“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注：《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的“实事求是”认识论。（二）唯物主义的体用观。“用”，即是作用，是认识也是实践。“体”，是认识与实践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船山反对王学任心行事，无客观检验标准的“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尤其是其末流更重“袖手谈心性”的空谈风。但也反对唯经书、唯“天王”、唯既定秩序的盲从主义与命定论。要求“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注：《尚书引义》，卷五。）“能”与“所”是佛家哲学认识论的一对范畴。“能”相当于主观能动性；“所”相当于被作用，即被认识与被实践的客观实体。“用乎体”，自然是要求有的放矢。“能”必副其“所”，则是要求检验主观能动认识后的实践效果。（三）*上的激进改良主义。“天下之势，循则极，极则反”（注：《春秋世论》。）“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定”。（注：《宋论》。）“天下之势”，自然是指*。*保守至极，“必大反而后”才能够稳定下来。

　　但最后有一点是船山思想所不能逾越的，那就是“革命”。他坚持“天下之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所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所谓道统。”（注：《读通鉴论》。）这也是极其清楚的。一不能革本朝的命；二不能革孔夫子的命。此船山思想之所以仍为理气二元论理学者也。除了这一点，那么奉船山哲学为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者，就没有什么事是不能重新认识，也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或不敢干的了。

　　曾国藩与郭嵩焘是船山理学的信奉者与推广者。船山思想之得以重见天日与备受尊崇，多是由于曾氏兄弟与郭嵩焘以及湘军其他创业者们的推广。据梁启超说：“（船山）转徙苗瑶山洞中，艰苦备尝，到处拾些破纸或烂帐簿之类充着作稿纸，著作极多，二百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直到道光咸丰间，邓湘皋（显鹤）才汇集起来，编成一张书目。同治间曾沅圃（国荃）才刻成《船山遗书》。共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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