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粤匪檄》是湘军集团的*和意识形态宣言

　　本文界定的湘军集团，不只是指一个军阀集团，也不只是指湘军出身的官僚集团，也不是“洋务派”这个概念可以涵盖的。在此之外，它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集团。《郭嵩焘先生年谱》的作者说，湘军是一个“有主义”的武装集团，就是这个意思。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文化模式，为其后史称的“北洋军”与“黄埔系”所沿袭。只有当说到其创业者群体时，才是原始意义上的湘军集团。

　　意识形态是规范制度与行为的指导思想。湘军集团的意识形态并不同于清朝立国以来以南宋朱熹理学思想为指导原则的官定意识形态。清朝的法统与道统是一致的，雍正、乾隆朝时期，通过文字狱逐步确立了皇帝就是意识形态最高权威解释者的地位，实现了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皇权体制。雍正皇帝著《大义觉迷录》，费尽唇舌与罪臣一一论辩，并颁行全国认真学习、体会，就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朱熹主张“以天子之心为心”，乾隆皇帝干脆命令“以朕之心为心”。直至咸丰朝，皇帝就是意识形态最高权威解释者地位并无改变。太平军起，“奕ｚｈǔ＠②首先向程朱道学求救。令儒臣献上朱熹《大学讲义》，又编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篇讲义。他亲身到孔庙行礼，召集满汉百官听他讲《中庸》‘致中和’一节，《尚书》‘四句’”。（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27-428页。）因此，反朱学就是反皇帝。理学研究也就日益僵化，既日形繁琐复又极其违心与伪善，失去指导行动的积极意义。加以研究意识形态的学问特别危险，学者们于是避趋于能求真求实，且又危险性较少的汉学，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宋学反而被冷落了。

　　研究家们过去多注意到曾国藩是程朱派理学家，后来者又发现他实兼汉、宋、道、法、词章于一身。如果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可称之为博取各家短长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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