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他即商同另一位南开大学教授何廉先生准备购ｍǎｉ＠①郭嵩焘遗著手稿《绥边徵实》。惜郭氏后人已将此书稿作为遗产分割各处，因产权不一，收购未果。抗日战争初期，以学者从政已入朝为官厕身外交界的蒋廷黻更念念不忘他这位乡先贤。在重庆，又敦请任教中央大学的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编写郭嵩焘与曾纪泽的传记。郭先生“深感为他们写传不易，未敢轻于应允”。1958年，蒋廷黻在纽约的联合国为台北小朝廷苦撑门面，但对于此事仍复未尝或忘。向郭廷以重提旧事。又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这位资深学者，始于1969年编定了目前研究郭嵩焘的必备参考书《郭嵩焘先生年谱》，传记则仍付阙如。
蒋廷黻以代鸦片战争中的主和派琦善翻案而不见谅于左翼史学界久矣！《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发表于1931年11月在北平出版的《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时正“九一八”之后两个月，其不合时宜可见。但却与郭嵩焘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贯主和论前后呼应。所以，蒋廷黻之心仪郭嵩焘，绝不止于评论一位历史人物时的传记笔法而已。他是一位外交史家和外交活动家，是众所周知的，但多或以为他是崇尚西洋外交思想者，其实未必尽然。他还是一个宗奉郭嵩焘外交思想的活动家。《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学理性的话：“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这不是蒋廷黻在美国大学课堂上学到的，而正是郭嵩焘反复强调，一再阐述的外交哲学。
心仪郭嵩焘的人，不止于史学界和外交人士。最早动手撰写《郭嵩焘传》的人，既不是历史学家出身的外交大员蒋廷黻，也不是以历史学家终身的学者郭廷以，而是开创了战后台湾经济新局面，有“中国的艾哈德”之称的尹仲容。尹也是湖南邵阳人，身后萧条，性格与官场际遇颇近郭嵩焘。然而他的事业却与郭嵩焘生前与身后被时人和后人注视的主要事业从不搭界。除了对郭嵩焘这位乡先贤人品的孺慕之情以外，想必是郭嵩焘的经济思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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