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为峰值年）、1730-1750年（1740年左右为峰值年）形成两个较大的高峰期，但从1820年后却明显增多，且一直保持大幅上升趋势，并在1880年左右达到最大峰值（注：参见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载《地理研究》1995年12月第4期。）。李向军先生在其近著《清代荒政研究》中，则根据清代各种官书如实录、圣训、通典、通志、会典事例及方志、档案与部分清人笔记、文集中有关水、旱、雹、虫、风、霜雪、地震、疫等灾情资料，统计了1644-1839年历年受灾州县数，并制成清代灾况变动图。据该图显示，清代灾害先后在1674年（康熙十三年）和1744年乾隆九年）分别形成两个高峰期，以后又趋下降，至乾隆末嘉庆初出现一个小小的升降波动后便一直上升，在1839年达到最高峰（注：《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这与张丕远的研究成果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作者没有对此后的灾情进一步作出统计，但这种上升趋势很显然是不会随之戛然而止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与本文已经描述的1861-1895年的灾害状况实属于同一变化阶段。
证据之三：各种特大灾害继起迭至，交相并发，具有明显的多样性、群发性和整体性等周期性集中爆发的特征。
——特大洪涝灾害频频发生。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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