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外国侵略者奉行“妥协投降”路线走不通。十九世纪后半期，在后进国家实现近代化过程中，既要认真地向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又要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既要缓和对外矛盾，力争一个和局，又要对外国的侵略采取坚决抵抗方针。因为这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从自由资本走向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阶段，侵略成性，得寸进尺，是不容易对付的。洋务派在推行洋务运动中，只注意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味依赖，百般迁就，在军事侵略面前，坚决抵抗少，屈辱求和多，形成了一条“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以致国家沦为半殖民地，这不能不是一条沉痛的历史教训。

　　第三，压抑私人资本、发展官僚买办资本的道路走不通。在当时封建落后的中国开展近代化运动，必须大力倡导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和充分发展。同时，中国资本主义经过较长时期的萌芽阶段，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发展的条件逐渐成熟，已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正因为这样，当洋务派于七十年代初提出官督商办形式招徕私人资本时，拥有资本的买办富商们，立即起而响应，踊跃投资，形成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投资高潮。但是，由于洋务派提倡官督商办的目的，不是真正为了扶植私人资本，而是为了发展官僚买办资本，因而对私人资本进行利用、控制和侵吞，使私人资本逐步得出了“官督商办猛如虎，名为保商实剥商”的结论，对洋务派大失所望，私人资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压抑和挫折。而洋务派所办的带有早期官僚买办资本性质的近代企业，则因封建性买办性作怪，大都宣告失败和破产，证明此路不通。这同样是一条历史教训。

　　上述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如果和日本明治维新一对照，那就更为鲜明，因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恰恰是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固然，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各自具有不同的客观因素，不能机械类比，但双方的主观因素，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值得作历史的探索。有的论者在把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作了比较研究以后，得出了“最大的天才在中国洋务运动的历史条件下，也导演不出明治维新的戏来”的结论，(徐泰来：“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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