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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运动

时间:2007-3-9 17:47:58  来源:不详
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抑,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黴。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岁,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  “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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