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清廷继续倒行逆施的政策，于宣统三年四月组成所谓的“皇族内阁”，进一步实行集权专制，同时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立宪派与清廷的对立也空前激烈，不少人已倾向于采取非常手段解决问题。而作为立宪派领袖的张謇虽然也感到清政府“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但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清廷回心转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自己的老朋友，名绅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联名向载沣上书，希望朝廷“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指袁世凯）。”不久，他又代表沪、津、粤、汉四地商会进京，与美国财团商谈合办中美银行与太平洋航业公司问题，并借此机会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张謇和江谦、孟森等亲信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随后在武汉停留了九天。由于得到湖广总督瑞劻的有力支持，他们用闪电般的手法以大维公司名义取得了湖北纱、布、麻、丝四厂的承租权。五月十日，张謇等又自汉口由京汉铁路进京。张謇想了解当时正“隐居”彰德的袁世凯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和意见，决定经过彰德时，与已分道扬镳28年的袁世凯会面晤谈。五月十一日下午五点钟，火车到达彰德时，袁世凯已派人在车站迎候。张謇独自乘轿前往洹上村，与袁世凯谈到深夜，两人“道故论时”，对政局显然有所计议。张謇回到火车上时已是半夜12点钟。他显然对这次访问的结果非常满意，因此在日记中记载：“访袁慰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 并兴奋地告诉其他同行：“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2]
五月十二日，张謇一行到达北京，受到载泽、端方等人的热烈欢迎，端方的儿子和弟弟、肃亲王善耆的世子都亲自赶来迎接，并被特意安排在翁同和故居住宿。十七日载沣专门召见张謇，任命他为中央教育会会长。而张謇则建议朝廷注重民生，实行宪政，政府承担川路亏空，并全部收购商股以平息保路风潮等。随后张謇又分别与载泽、盛宣怀等进行了会谈。张謇在北京奔走近两个月，虽然没有获得任何具体的结果，但载沣等这种“求贤若渴”的姿态却唤起了他心中对朝廷的再一次幻想。六月，张謇回到上海，仍集中精力筹议中美合资兴办实业事宜。当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全国革命大风暴即将狂飙突起的时候，他还沉浸在自己的实业救国梦里，和赵凤昌一起认真起草《报美团（指东方商团）书》，准备组织代表团到美国“报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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