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张謇毕竟和其他革命者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他从小受到严格的名教大防思想的教育，后来又高中状元，贵为天子门生，虽然后来辞官经商，却仍然和朝廷官员关系密切，而心中更是时时刻刻抱有为朝廷效力的思想。对于朝廷倒行逆施的政策，他不断地上书提请改正，即使“谏行言听之无期，而犹大声疾呼之不已。”同时，在他的思想里，一直认为君主立宪要比民主立宪要优越，并可以避免革命运动带来的破坏。因此，即使在君主立宪派内部，他也是放弃自己原有立场较迟的一个，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还试图劝说当政者以武力镇压革命，只是当他发现革命已经是大势所趋之后，才迅速改变自己的立场。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张謇从主张君主立宪到支持民主立宪的立场转变，具有投机的成分。
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张謇的活动，他最终投向共和也有合理的地方。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然而，对于张謇本身，回家乡办实业却是他心中的宿愿。他虽然是一个读书人，但出身于注重务实的农商之家，自幼讲究做事，不尚空言。甲午战败后，张謇痛定思痛，深感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从而发出了近代中国最响亮的“实业救国”的呼吁，并义无反顾地身体力行。在经济上强调“实业救国”，在*上则寄希望于清廷新政，但是，维新变法的失败让张謇的这个*理想彻底破灭，而随之而来的，是新兴的立宪思想。
清末立宪思想的流行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列强较量，屡战屡败，很多国人因此认为，列强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原因主要在*制度不同：列强皆实行宪政，而中国沿袭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未改，因此要救国，必须改专制为立宪。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爆发及其日胜俄败的结局，更是给中国官民极大的刺激，几乎人人共认，日本之所以胜，在其行宪政，俄国之所以败，在其仍行专制。遍及全国的立宪潮流，就此大大高涨起来。学习日本，改行君主立宪，成为当时开明官吏、绅商阶层和一大批知识界人士的共同结论。
1903年，张謇出访日本，在日考察近70天，君主立宪制度第一次引起他的兴趣。他每事必问，口问手记，不放过任何细节，而且时时注意其管理办法，以与中国相比较，得出中国必须虚心学习日本的结论。归国后，张謇与友人蒯光典、赵凤昌、沈曾植等经常讨论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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