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积极推动立宪，和致力实业一样，动机是为了救国。宣统元年，在杭州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当友人叹息：“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见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之时，张謇就激昂地回答说：“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至坐观其亡，无人理。”[11]不过，与其他立宪派不同，张謇对立宪在中国的成效始终显得信心不足。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12]这表明，一方面，张謇作为一名崇尚务实，不好虚言的人，对于立宪这种涉及国家命运的*制度改革大事，他心怀谨慎；另外一方面，这似乎也表明，作为一个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对*制度的建设并不熟悉，但是，国家危在旦夕，作为国民一分子，他又必须有所作为，而立宪毕竟是可以实现救亡的一种可能，虽无必成的把握，他也必须竭尽全力。因此他才在《立宪近况纪略》中说：“要之，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13]

1905年6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带头发起商学两界公宴，以显示“众心希望立宪也。”同时，他还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宣扬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得到“君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等三大好处。七月中旬，清廷迫于内外形势，正式谕令“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纷纷“开大会，举祝典”。张謇立即写信恭维袁世凯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袁世凯在复信中则再次恭维张“英绝领袖之才，……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由于得到袁世凯等有权势的督抚支持，张謇等人的热情高涨，就在这年冬天正式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成员多数为苏、浙、闽三省绅商名流，而其中骨干分子则大多为张謇的密友和亲信。在成立大会上，成员们提出了“急进”和“缓进”两种主张。张謇显然倾向于后者，他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14]这可以看作是张謇等人在整个立宪运动中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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