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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档案看雍正乾隆时期福建地区的传教与禁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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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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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词密奏，“以闽省边海重地，西洋夷教传染又深，华敬等四犯收禁省监，既启岛夷往来窥探之机，而从教民人见伊等*在省，本既未拔，蔓将日滋。西洋夷人实未便久禁闽省。且查华敬等四名系按律问拟重辟之犯，按之国法，难以从宽”，若“一加宽宥，恐无知之辈复疑圣朝又弛其禁，无以阻遏其从教之心”，故特别提出，准备在本年秋审之时，“仍将华敬、施黄正国、德黄正国、费若用等四犯拟以情实具题”，请求皇帝批准将其“明正典刑，以彰国法而除萌蘖”[29]。而实际上，地方大吏担忧的事情，乾隆帝已经有所考虑，朱批谓：“已有旨了。”原来，还在闰七月初，当原任福州将军新柱于京城“陛辞回闽”时，乾隆帝即面谕新柱：“尔到福建，可传旨与喀尔吉善、潘思榘，著将现在拟斩监候之西洋人华敬等四犯俱行监毙，以绝窥探。”[30]由于新柱尚未到闽即于途中奉旨前往署理湖广总督，所以这道本应亲自面传的口谕，便由新柱于署理湖广总督任上以密札知会到福建。九月六日，喀尔吉善、潘思榘接到新柱密札后，心领神会，立即遵照办理，将华敬等4名传教士全部秘密监毙，并于九月十日密折奏明。据记载，德黄正国系被勒死，费若用被用石灰塞住五官窒息而死，华敬、施黄正国则同被绞死。而对外为掩人耳目，喀尔吉善、潘思榘还“约请各大吏签署证明，谓西洋教士四人系病死狱中”[31]。可见，一旦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地方稳定的重要问题，清统治者绝无丝毫犹豫，也绝不心慈手软。无论是这份直截了当的口传密旨，还是这种非正常的处置手段，都清楚地表明了清廷从中央到地方对可能的外来威胁的警惕，以及对潜在的内在隐患的担忧，必除之于未萌，必去之而后安。
传教士的问题最终解决之后，追查消息传递途径一事再次被提上日程。根据乾隆帝的旨意，喀尔吉善、潘思榘委派布政使、按察使两司再加详查，得知严谅又名严定，系严登之侄，与严廪以及严登之婿李从均在吕宋经营生意，其中严廪已于乾隆十二年病故。经反复究诘，甚至“严加刑讯”，严登始终否认其家与吕宋地方有“潜通信息之处”，也不承认与吕宋行教之西洋人吧黎有过任何往来。尽管如此，喀尔吉善、潘思榘等地方大吏仍以“在其家搜获天主铜像并大小十字架，又天主绣像、画像、礼拜日期书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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