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民人，潜往外洋，例有严禁。今吕宋为天主教聚集之所，而内地民人竟因与同教，多潜彼地。现查有严廪、严谅果往吕宋未回，岂向来该地方官于各海口，竟未将民人（透）[偷]越之弊，严行约束，抑或办理未善，致有疏漏。此等民人，潜在彼地从教，且复书信往来，若非确查严禁，于海疆重地，所关非细。可传谕喀尔吉善等，嗣后务将沿海各口私往吕宋之人，及内地所有吕宋吧黎往来踪迹，严密访查，通行禁止。并往来番舶，亦宜严饬属员，实力稽察，留心防范，毋致仍前疏忽。其严廪、严谅等，查明之日，即行奏闻。”[27] 

但是，与追查消息传递途径之事比较起来，清廷最高统治者和地方督抚大吏更为担忧的，还是洋商试图打探教案情形特别是传教士下落这一事情本身可能引发的隐患，以及或许会带来的对海疆安全乃至统治稳定的威胁。诚如福州将军新柱奏折所言：“上年该夷船入口之时，臣因天主邪教首犯白多禄甫经正法，尚有华敬等四犯*省城，恐内地被惑信从邪教之人，勾引外夷，探听滋事。”[28]本来，白多禄被处决之后，其余4名传教士也应于次年秋审时处决。但当地方督抚及朝廷有关机构俱以“情实”具题时，乾隆帝大笔一挥，将其改为永远*。而这些传教士，此前均系教长，曾被当地信教民人奉若神明，尽管清廷厉行禁教政策，但“革面未能革心”，不少信徒仍然“守童不嫁，不祀祖先，不拜神佛如故”，甚至为*省城的传教士送饭送物，传递信息。这种情形，不免使得地方大吏深为忧虑，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些传教士“在闽一日”，当地民人“系念邪教之心一日不熄”。有鉴于此，在当年秋审具题之前，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与福建巡抚潘思榘专门于八月七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