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乾隆帝继位之后，继承康熙晚年特别是雍正以来的禁教政策，严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诚如传教士所言：“自从传教士来到北京之后，……没有一个皇帝比乾隆皇帝更严厉地禁教。”[17]但是，仍然有西方传教士不顾清廷*，陆续由广州、澳门私自潜入内地，秘密从事传教活动。特别是乾隆初年，“好多被驱赶出去的传教士秘密地回到各省，新来的传教士们也随之而入。他们尽可能地隐蔽起来继续传教，努力做善事，他们采取措施，不让自己被发现，经常夜里进行他们的神职工作”[18]。终乾隆一朝，全国各省大都发现有传教士的踪迹，信教民人更是遍及全国各地，由此而引发的查拿传教士、禁止传教活动、处置信教民人的事件亦所在多有。其中，尤以乾隆十一年和四十九年为最，并形成乾隆年间前后两次大规模禁教的高峰。而第一次禁教风暴的始发地，仍然是福建省福安县。 

由于福安县“向有崇奉天主教恶习”，雍正元年即因此而引发全国大规模的禁教活动，故而地方官对当地可能发生的传教、信教之事格外警惕，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福宁知府董启祚、福宁镇臣李有用巡查地方，发现福安县穆洋村一带有传教士在此传教，当地“信奉西洋天主教之人甚多”，甚至“轮流藏匿西洋夷人于暗室地窖重墙复壁之中”，“一闻缉拿，齐心协力，群奉避匿，莫可踪迹”。遂立即向巡抚周学健禀报。周学健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当即率属下官兵前往查拿，擒获传教士费若用一人，搜出“天主像、番经、洋货、番衣”若干，抓获信教民人妇女十余人。当年五月，周学健一面加紧缉拿其他传教士，一面迅速奏上朝廷。乾隆帝接报后，十分满意，朱批谓：“办理甚妥，知道了。董启祚尚能如此留心，亦属可嘉也。”[19]经过多方查拿，当地“先后搜擒西洋夷人费若用、德黄正国、施黄正国、白多禄、华敬等五名，各村堂主教长生员陈紬，监生陈廷柱，民人郭惠人、陈从辉、刘荣水、王鹗荐等六名，女教长郭全使、缪喜使二口，并从教男犯陈榧等一十一名，从教女犯及守童贞女一十五口”[20]。通过反复讯问究诘，还进而了解到费若用等人均系康熙、雍正年间从澳门来此的传教士，在当地秘密从事传教活动已历多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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