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事情或许会到此结束，查禁活动也就此而告一阶段。不料，又忽然风生水起。不知何时，传教士白多禄在福安县被处决的消息传到了国外。乾隆十二年（1747）十月，欧洲商人郎夫西拔邪敏乘吕宋夹板船来福建贸易，借机“向稽查夷馆之关弁马士良探问福安县天主邪教一案，欲将已正法之白多禄骨殖讨回”。福州将军新柱得知后，不敢掉以轻心，在加强防范，“派管该弁谕以只宜安分经营，不必多事”的同时，很快将有关情况先后两次奏上朝廷。乾隆帝对此极为重视，于十三年（1748）三月一日专下谕旨，肯定地方官员对此事的处理，谓“既经晓谕之后，不再问及则已，如或另有陈禀，应令喀尔吉善等，照前谕以白多禄谋为不法，在国宪所不容，尔等原为贸易而来，不应询问及此，明白晓示，使其不敢妄生浮论”。对消息外传的情形，乾隆帝也十分关注，谕旨有言：“白多禄被诛一节，乃系内地情事，吕宋远隔外洋，何以得知？其实看此情形，显有内地民人为之传递信息。可传谕喀尔吉善等，闽省为海疆要地，嗣后一切外番来往之处，俱应加意查察，毋得任其透漏。”遵照乾隆帝的旨意，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潘思榘、福州将军新柱等封疆大吏对试图打探消息的洋商格外关照，一面“密谕该处文武留心体察，夷商如有探听窥伺行迹，即行密禀”，一面“催令各行商交齐货物”，加紧查验放行。直至商船于“四月初十日登舟，十四日护送出口，放洋回国”之后，才算毕事。并特别向乾隆帝禀报：“夷人畏威怀德，不敢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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