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达2000余人，守童贞女（修女）200余人，全县“城乡士庶，大概未入教者甚少”。对区区一县之地即有如此规模的传教活动，地方督抚深感忧虑，为此，周学健在五月二十八日上呈朝廷的奏折中，除一一缕述传教士的传教方式、当地信教情形而外，还恳请“皇上乾纲独断，将现在拿获之夷人从重治以国法，并于澳门夷人居住往来之所，严密其防范，不许一人往来潜通内地，再将京城及澳门居住之夷人渐令遣回，不许复行潜住”。特别是“各省潜藏行教之夷人，以福安一邑例之，恐尚不少”，因“并请皇上密饬督抚，务各彻底搜查，不使一名潜藏内地”[21]。乾隆帝得知当地详情之后，也深为震惊，因“天主教久经严禁”，而福建一地尚且如此，“或有潜散各省，亦未可知”，必须严加查禁。据此，乾隆帝于六月二十六日下令：“传谕各省督抚等密饬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如有以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毋得容留滋事。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容留不报者，该督抚即行参处”[22]。于是，由福建福安县查办天主教的事件，再次引发出全国性的大规模禁教活动。
与此同时，朝廷大臣则在奉旨密议对福安县私自传教之传教士以及信教民人的处置办法。经反复斟酌，大学士等于七月十六日议复：
“民间不许学习西洋天主教，定例森然，通行已久。今该抚周学健奏称，福安县潜住夷人以其邪教，招致男妇，至有二千余人之多，而且书吏衙役俱从其教，蛊惑民心，诚为可恶。但天主教原系西洋本国之教，与近日奸民造为燃灯、大乘等教者尚属有间，且系愚民自入其教，而绳之以法，似于抚绥远人之义亦有未协。应令该抚将现获夷人概行送至澳门，定限勒令搭船回国。其从教男妇，亦择其情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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