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京的传教士并未放弃他们的努力。冯秉正、白晋、巴多明等人仍然在怡亲王允祥、庄亲王允禄等宗室重臣之间竭力斡旋，希望得到他们的庇护，并试图通过他们“向皇帝本人求助”。戴进贤等人还通过这些宗室重臣向皇帝递交“陈情书”，申诉“在中国传播已近二百年”的基督教“不是伪教”，并“万分谦卑地祈求陛下恩准长期在华并且有票的欧洲人留在中国，求陛下悯其年迈，准其在区区有生之年在此照看他们先辈的墓地。同时求陛下不要强迫基督徒抛弃他们信仰的宗教”。当得知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之后，传教士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再次递交“陈情书”，请求“皇帝准许或因年高、或因体衰而不愿返欧的人留在广州”。理由是：“从各省被逐的传教士大多不属于管辖澳门的那个国家，欧洲来华经商的船只在广州而不是在澳门靠岸，因此把愿意回国的人送往澳门实际上使他们反而无法成行。皇帝让我们留在这里为他服务，但若无人在广州维持我们与欧洲的联系，我们难以继续有效地工作。”[7]这就是戴进贤等人于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奏雍正帝的奏折。在这份奏折中，传教士以无比哀怜的语气，陈述他们目前所面临的“欲住不能，欲归不得”的“日暮途穷之苦”，恳求皇帝看在其“老迈孤踪，栖身无地”的份上，“俯赐矜全，行令广东，免其驱逐，嗣后各省送往之西洋人，愿赴澳门者听往澳门，愿住广东者容住广东”[8]。 

或许正是这份“哀恳乞求”，打动了以素以严苛著称的雍正帝。他不仅很快予以批复：“朕自即位以来，诸政悉遵圣祖皇帝宪章旧典，与天下兴利除弊。今令尔等往住澳门一事，皆由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廷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岂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既哀恳乞求，朕亦只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9]而且，雍正帝还特别召见巴多明、白晋、戴进贤等传教士，直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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