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对话，明确阐述禁教原因：“福建省某些洋人试图坏吾法度，扰乱百姓，该省主管官员们向朕告了他们的状。朕必须制止混乱，此乃国家大事，朕对此负有责任。如今朕不能够也不应该像朕只是一个普通亲王时那样行事了。你们说你们的宗教不是伪教，朕相信这一点，朕若认为它是伪教，谁能阻止朕摧毁你们教堂，把你们赶走呢？那些以教人积善积德为名煽动造反的宗教才是伪教，白莲教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朕派一队和尚喇嘛到你们国家传播他们的教义，你们该怎么说呢？你们如何接待他们呢？”当时，尽管雍正帝禁教之意已决，但对传教士恳请“容住广东”的乞求，仍然手下留情，给予了一线希望，他在谈话中口头表示：“朕允许你们留在这里和广州，只要你们不贻人以任何抱怨的口实，就可以一直住下去。但日后你们若引起抱怨，那么无论这里还是广州，朕都不让你们住了。朕绝不愿意你们在地方各省居留。”[10]可见，雍正帝虽然严厉禁教，但在具体措施上仍然有所让步，传教士请求留居广州的目的实际上已经达到。
当年十月，两广总督孔毓珣在与布政使图理琛等人商议之后，专就传教士是否可居留广州一事上奏朝廷，提出：“臣等伏查西洋人感慕圣朝德化，先后前来中国，就广东而论，未有生事犯法之处，于吏治民生无甚大害，亦无裨益。惟一旦尽送往澳门安插，该处滨海地窄，难以聚居，亦无各本国便船附搭，广州省城则每岁洋船聚泊。应将原住广东各堂及各省送到之人，视其年力壮健及愿回西洋者，遇有本国船到，令其搭回。如年老有病及不愿回者，听在广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许复往各处行走。倘不守本分，招致男妇，行教诵经，治罪逐回。其外府州县所设天主堂改为公所，素设误入其教者，俱令改易。如仍聚众诵经，从重治罪。地方官不实心饬禁，容隐不报，查参议处，悉照原议遵行。如此则外国之教不得流传，而远人亦不致失所矣。”[11]孔毓珣还另折奏报澳门情形，谓当地“西洋人男妇共三千五百六十七名口，大小洋[船]共二十五只”，又“附近民人（才）[在]澳居住生理共男妇二千五百二十四名口”。鉴于“此等西洋住久人家，守法纳租，与中国人错杂而居，原无容异视。惟是定例禁止南（阳）[洋]贸易，澳门西洋人不在禁内”。但为防微杜渐，孔毓珣仍然提出：“将现在洋船二十五只编列字号，即为定额，不许添置。此外，无故前来西洋人不许容留居住。”[12]
十二月，礼部遵旨议复，认为：“应如所请，将原住广东及各省送至广东之西洋人，俱准其暂住省城之天主堂。其愿回西洋者，听其搭船回国，年终造册报部。其不愿回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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