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也最受重视。但是，仅仅研究梁启超和钱穆显然是不够的。罗志田教授指出：以往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始终没有一个相对均衡的整理”，备受关注的梁启超和钱穆两位先生始终只是道咸以降“新学”一线的代表人物，因此，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引入乾嘉汉学系统的章太炎、刘师培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65]这一说法虽有不妥当之处，如认为章太炎是乾嘉一线的学者就忽视了他在晚清剧烈社会变迁中的转化。但也启示我们应该对章太炎、刘师培的清代学术史研究给予足够的关注。湖北大学青年教师、博士生雷平撰写了《章太炎、梁启超、钱穆清代学术史论的理路》（未刊稿），从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的知识背景和现实关怀的差异入手，解读他们的清代学术论，发掘出其间不同的文化意味。
雷平指出，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实际上代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三种不同理路：章太炎侧重于外在探研，将“论政”与“论学”融为一体；梁启超遵循着类比与建构的理路，以“清学”类比“科学”；钱穆强调内在索求，希望由“宋学”求解民族文化真相。
章、梁、钱三位先生之所以会表现出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他们各自知识结构和现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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