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修身本是儒家宏大抱负的起点，它是传统时代以“平天下”观念为指向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在教育内涵上则以对儒家经典的学习、阐发和身体力行为主。然而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颠覆了“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天下观念逐渐开始被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所取代。面对这种尴尬的境遇，修身教育不得不选择了摆脱经学笼罩、迎接近代国民教育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修身教本逐渐剥离了经学教材，在时代大潮中、在学习日本和欧美修身教科书的过程中改变自身，表现出在内容上与传统道德不离不弃、又掺杂了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特点，国民教育自此开始描绘出第一笔近代色彩。

而20世纪 30年代 “公民”及其后“社会”教育的出现，标志着晚清直至民国20年代末的“修身”教育断裂终结。这种历史的替换有其必然性，正如当时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的，修身科有许多弱点：范围太狭；标准太旧；太重学理；教材支配不适当；不能造成法律的观念等等。[33]总而言之，修身科从内容到形式都已落后于时代，不能满足社会前进对教育的要求。

当然，不无遗憾的是，“公民”教育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无法获得充分的生长空间，因而更多地带上了政党色彩，表现出历史局限性。而且，它在中国基础教育历程中就象是倏而划过的流星，没能在中国教育史和近代国民性改造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环境条件的不允许，另一方面也有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因素。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轻视这一短暂光芒对于中国近代国民教育的重大意义。正是“公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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