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即雍正帝）乃清代诸帝中颇有争议之人物，盖与其得国之昧、为政之猛有关。然平心而论，其于才华、智慧、谋略、胆识、勤政等方面所表现出之出类拔萃，则历代人君中少有可望其项背者。现仅就其所颁《大义觉迷录》中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略窥其国学功底的深厚及文化本位观念之进步。而作为历史人物，其思维方法、行为模式无不打上时代烙印；而作为被其口诛笔伐的士大夫曾静之流，其所思所感、所作所为亦难脱时代窠臼。现就笔者学识所及，就上述诸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就正于方家学者。本文所引雍正之语皆引自《大义觉迷录》卷一，故引文恕不再加注出处，以避繁琐。

关于清代士人之境遇与《大义觉迷录》之缘起

我中华自古以文化立国，故而作为文化载体之士人（或曰士大夫）之境遇一直相对优越。孔子有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一方面是在鼓励士大夫应致力于天下大事，但同时也反映出即使在春秋战乱时期，此辈亦衣食无虞，不需为谋食、忧贫而奔波。因此，孔子本人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仍得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孟子之境遇似乎更胜于孔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转）食于诸侯。正因有此优厚的物质保证，他老人家方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