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雍正对因统治者虐待民众而引起民众之仇恨表示理解，对中原之人对由边地民族而入主中原者之轻蔑心理甚明于心。鉴于此，他十分强调满人接受孔孟之学，“亲被教泽，食德服畴”，以求在情感上缩小与汉人之心理距离，增强认同感。其有云：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况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
这里所云之“中国”、“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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