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娴熟运用中华文化体系之伦理观和业已取得之君位优势，倚君臣之大伦，挟天命之盛威，将法统之强力推至当时时代之顶点。相比之下，曾静辈欲凭借道统与之抗衡，诚以卵击石者也。自此道统之绪更衰，细若游丝。为打击士大夫心灵深处之孤傲本性，清廷绞尽脑汁，对士人既杀且辱，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暂留其性命而征服其灵魂，令其到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开“现身说法”之先河，可谓“出奇料理”之高招。雍正对曾静辈之围剿，乃打击摧残士人身心之具体且生动之体现；而曾静辈之遭遇，便是当时中国士子可悲可怜境遇之缩影。

 三、对有清一代及清世宗历史作用之评价

人类社会历史之发展乃渐进之过程。任何一代人皆理所当然地无法克服和避免时代之局限性。

前已述及，中华传统文化起源于农牧文明。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之重要阶段，牧业文明乃农业文明之补充，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此种文明有对社会秩序和气候等自然因素之强烈依赖。为适应这种文明形式之需求，中国很早就以政权强大，社会组织成熟而著称于世。为追求农业社会赖以正常运转之稳定和秩序，中华文明体系的价值观不惜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而效率低下又被与此相适应的是生产和生活节奏缓慢、效率低下、生产周期漫长之现实需求所允许。中央政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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