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乾元，四海归一。然人分十等，士人居九；以武立国，斯文扫地，孟子所言竟成谶语。朝廷视士人如草芥，士人视朝廷如寇仇。然好生恶死乃人之天性，士大夫只能苟延残喘，困而修德，以待时运之变化也。

元廷倾颓，明朝建立。而士人之黄金时代并未因中华“光复”而再现。太祖强化君权，贬斥孟子；仿前朝之故事，待士人如仆役。致使有明一代，二百余年间凄风苦雨，地暗天昏。殿陛之上，大臣有廷杖之危；衙署之中，命官有寝皮之儆。法统之威日增，而道统之尊渐弱。虽有争礼仪之血溅丹墀，东林党之不畏强暴，然士大夫浩然之气已成强弩之末，日见衰微。终有明清易代，“天崩地解”。

清承明祚，入主中原。诸帝皆聪明天纵，独揽乾纲，法统之威直线飙升；而士人却无可奈何，不敢言且不敢怒，道统之绪被荡涤殆尽。君臣之间已由宋代之坐而论道，经明代之立而听命，发展为此时之跪而请旨，尊卑关系绝对而僵硬。而士人仍有些许持传统所赋予之所谓道统惯性，对清廷之合法性提出质疑者，遂有雍正时曾静之案。

曾静持发轫于孔子之“华夷之辨”，视清廷为禽兽，是欲挟道统之余威，促法统之更迭。雍正乃雄猜之主，自忖士人无缚鸡之力，若以利刃斩杀之，其胜不武也；再者，自忖夙兴夜寐，焚膏继晷，学得经纶满腹，绝不稍逊于曾静等草莽腐儒。于是，乃绞尽脑汁，索遍枯肠，撰《大义觉迷录》并颁行于天下，对士人进行文化围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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