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认为，与中国相比，欧洲经济并非早已(1800年前)具备内在的“决定性优势”。毋宁说，只有当欧洲借助于煤炭以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了其土地和能源压力时，它才有可能走上分流的道路。黄宗智在他对《大分流》一书的评论中指出，彭慕兰的论证具有“意识形态的或情感的”吸引力，因为它与此前的学术研究相比不那么以欧洲为中心。但是他警告说这种吸引力不应代替事实证据。同样的，罗伯特•伯伦纳(Robert Brenner)和克里斯多弗•依赛特(Christopher Isett)也质疑彭慕兰对证据的运用及其结论。彭慕兰在他的书中以及他对这些批评者的回应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反驳观点。然而，总体而言，他的论证已为来自黄宗智、伯伦纳和依赛特的令人信服的批评所动摇。
黄宗智认为，十八世纪的欧洲蕴育着工业革命的开端，而同时代的中国则潜伏着十九世纪社会危机的根源。他对彭慕兰的批评可以分为四个主题：农业，内卷化对勤恳，人口，以及煤炭。黄声称，彭慕兰忽视了有关十八世纪英国农业革命——这场革命使得英国更可能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学术成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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