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实行单一的种植业经济时，欧洲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已经齐头并进，黄称之为“资本密集型的农业体制”。反之，“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农业制度虽然使得土地产出最大化，单位劳动的生产率却较为低下。为了证明这一点，黄运用了一些《大分流》中未曾引用的学术成果。他引用了安东尼•魏格礼(E. Anthony Wrigley)和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的著作，后两位通过对农业投入和产出的统计得出结论说：十九世纪之前英国农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黄认为彭慕兰混淆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虽然中国的土地相当高产，但是中国没有经历英国那样的劳动节约型的进步。
接下来，黄维护了他关于中国内卷化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大分流》中受到长篇累牍的批评。中国曾经历“不断递减的劳动边际报酬”，并且抵制了劳动节约型的资本化和规模经济。以丝的生产为例——农民以额外的劳动时间生产丝，虽然报酬率在下降，家庭收入却能得到增加——黄将他内卷化的概念清楚地表达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他批评彭慕兰忽视了中国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和使得规模经济成为可能的英国大农庄之间的区别。黄还认为，彭慕兰误解了弗里斯(Jan DeVries)关于欧洲工业革命的理论。黄声称，由于欧洲和中国都曾有过以低下的平均工资雇用妇女儿童的情形，彭慕兰就以为二者都有勤恳的特征；然而，黄坚称中国并未经历曾经有助于欧洲走上工业革命之路的城市化和消费的增长。他说，彭慕兰忽视了英国这些发展的革命性。
关于人口，黄把溺杀女婴称作“严重的人口压力”和贫穷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彭慕兰所主张的预防性的生育控制。在黄看来，彭慕兰之所以愿意从预防性的角度看待溺婴，是因为这种看法有助于其论证的若干方面。彭慕兰认为，中国的人口并不比欧洲面临更为严峻的马尔萨斯式的生存压力；他们都运用预防性措施来控制人口。同样，如果把出生不久即被溺毙的婴孩从寿命预期和死亡率统计中排除，那么这些统计数字就会比较有利。与此相反，黄则引用溺杀女婴的比率随着贫穷程度的增长而上升的证据，主张溺婴应被视同于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存压力导致的其它类型的人口死亡。黄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把溺婴描述为一种预防性措施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毕竟，溺婴所避免的是抚养女孩的负担，而不是怀孕本身。
最后，黄把煤炭看作造成地区分流的一个因素。黄把彭慕兰的论证概括为一种机遇论：“英格兰之所以区别于长江三角洲，是且仅是由于偶然取得了煤炭以及殖民地。”他指责彭慕兰“歪曲运用”了作为其主要证据来源的魏格礼的著作。魏格礼强调的是煤在十八世纪、而不是十九世纪的作用，同时他把煤列为有助于欧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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