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另外，彭慕兰表示中国缺乏煤炭资源，黄却坚称中国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对这一资源缓滞开发是由于缺乏工业需求。
伯伦纳和依赛特同样认为一种“存在已久的决定性的分流因素”使得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到十八世纪中期分道扬镳。与黄一样，他们认为英格兰经历了一种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这与长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截然相反”；伯伦纳和依赛特把这种对照称作说明地区分流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我们已经详尽介绍了黄对劳动生产率的讨论，以下我们就将关注在对黄的讨论中未曾涉及的伯伦纳和依赛特两位的贡献——此即，财产和市场关系，以及生态危机。首先，伯伦纳和依赛特指出，由于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都存在明确规定且安全可靠的财产权，彭慕兰因而推论这两个地区都具备容许资本积累的制度性框架。然而，他们提供的证据显示，中国的地主从其佃农那里每年大约收取农业产出的30％到40％作为租金，这些钱被用于他们个人的、且是非生产性的需求。彭慕兰忽视了“处于三角洲*经济核心的这种重大的食利者因素”。除了这种“对剩余的抽取”之外，中国农民还以直接的、非市场的方式获得他们的生活资料，所以他们不需要进入市场，面对竞争。反之，英国的佃农被从他们的土地上剥离出去，被迫在“竞争性的土地市场上寻求商业租约”。因此，他们推论说，英国的财产制度鼓励进入竞争性的市场，而中国的制度则并非如此。
在描绘了一个为土地短缺、过度采伐和地力耗竭所困扰的十八世纪晚期的中国之后，伯伦纳和依赛特展示了一个免于生态危机的英国。英国通过高产的农业或欧洲的进口仍然足以养活它的人民。有趣的是，他们用彭慕兰自己的论据来说明英国并不是因为来自新大陆的进口而免于食物匮乏；几乎全部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糖，只占英国1800年卡路里消耗量的4％。没有这种来自新大陆的进口，英国依然能够养活其人口。伯伦纳和依赛特还批评彭慕兰为了把英国描绘成面临类似中国的生态危机，曲解了魏格礼关于英国煤炭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英国并未面临原料短缺，英国转向煤炭只是英国工业增长的继续，而非另辟新径。
当然，黄、伯伦纳和依赛特对彭慕兰著作的某些批评看起来是有问题的。譬如，伯伦纳和依赛特对欧洲生态危机的否认并未针对彭慕兰提供的有关此地过度采伐、地力衰退，以及有害的气候变化的证据。此外，当彭慕兰指出黄有关中国织造收入的数字搞错了一个小数点时，他也小占上风。当黄的错误被更正时，织造就显得更为有利可图；因此，中国的织造或许并不能说明黄所提出的劳动回报的内卷式递减。彭慕兰在他的反驳中还质疑了黄的“目的论”取向，即对发展的评估完全以资本密集型的劳动生产率为基准。以日本德川时代为例，彭慕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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