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劳动密集并不必然是“早期现代发展的反面”。确实，黄因为过于专注劳动密集与资本密集对立的问题，导致了对彭慕兰著作多变性的忽略。《大分流》主张除劳动生产率以外还有其它衡量发展的标准——例如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当时中国经历了发展，虽然可能不同于欧洲的发展。
彭慕兰在他的文章中还澄清了黄对其中心论点的“错误表述”之处：即“英格兰之所以区别于长江三角洲，是且仅是由于偶然取得了煤炭以及殖民地。”彭慕兰指出，煤和殖民地并非“大分流的全部内容”，但是它们曾被严重低估。机遇和地理上的运气不是英国取得煤和殖民地的唯一解释，但运气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当彭慕兰引述黄对自己观点的解释时，他仔细地指出，黄未曾引用原文，靠的是他的“印象”。总之，彭慕兰称黄误解了他的观点。
然而，总体而言，彭慕兰的批评者成功地使他的结论引起了怀疑。黄的评论暗示，彭慕兰在寻求对某种欧洲中心观的揭露时，为了推进他的论题而操纵或遗漏证据。例如，黄举出对英国农业革命做出重要评估的资料，譬如安东尼•魏格礼1985年的一篇文章。虽然《大分流》中用到魏格礼的其它著作，但彭慕兰偏偏忽视了这一篇。黄使读者怀疑，彭慕兰是否因为与其观点冲突而有意排除了这一资料。随后，黄批评彭慕兰在“操纵……迥然不同及互相矛盾的数据以达到他所期望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在此具体是指十八世纪中国妇女从事纺织取得的工资要高于其生活必需——之时，对实证数据采取了“摸彩式的做法”。此外，他指出彭慕兰的数字假定成年妇女使用的是效率高于单锤纺车的三锤纺车。黄摆出由徐新吾——彭慕兰书中引用到的另一位学者——提供却为彭慕兰所忽略的证据：三锤纺车比较昂贵，因而并不普及，只在三角洲的一小部分地区使用。伯伦纳和依赛特提出类似的说法，称彭慕兰“盗用”了魏格礼关于英国转向煤炭的理论；他们还指出彭慕兰以日本的证据来论证中国水质优良。
彭慕兰自己的说法有时也不能令人信服。例如，为了反驳黄以工业需求的缺乏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有可用的煤炭却未用于长江三角洲这一观点，彭慕兰引证中国的煤矿与长江三角洲之间的遥远距离——这是一个首次见于《大分流》中的观点。他还指出英国有另一个转向煤炭的优势：蒸气机。然而，仔细推敲，彭慕兰的观点令人怀疑。在他著作的前面，当论证“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有可能在欧洲以外发展起来”之时，彭慕兰解释说，中国人已经非常接近于发展出蒸气机所需的技术——但是他们没有发展出来。他承认，“我们永远无法说清为什么这种技术事实上首先在欧洲发展了出来。”34那么，蒸气机的缺乏真的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为什么缺乏煤炭开发吗?如果交通运输和没有蒸气机对中国人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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