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权以及异常庞杂之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呈层次化、网络状分布，其触角遍及各个领域、角落，唯最高统治者能够控制其弛张；辅之以成熟的道德伦理体系，使得这种文明体系对社会动荡的承受能力极强。一般而言，小规模、低强度之社会冲突在低层次的政权管辖区域内即可解决，而使局部的动荡不会引起全国性的秩序失控。只有在内忧外患交织、社会矛盾积累到社会网络实在无法承受时，周期性的*危机才会总爆发，即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即便如此，经过短期动荡对社会能量的释放，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得到调整，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很快就会建立起新的王朝，恢复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秩序。而新王朝必须在旧王朝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在历史的惯性体系内运作，文明体系理所当然地得到延续。这就是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不是王朝制度的简单重复，而是为适应新的形势、新的社会环境而有所调整的产物。中华文明体系一直在这种适应与调整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中华文化之源头乃炎黄文化。回溯其发轫之时，正值满目洪荒，文明初启。而炎帝与黄帝分别代表着南方、北方的中心部族。炎帝神农氏无疑是上古时期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部族的首领。其发祥地在长江流域。而黄帝轩辕氏为北方草原游牧渔猎部族的首领。炎黄二部通过战争的方式合而一。游猎部族勇猛尚武，故而黄帝能大败炎帝于阪泉；而农耕部族文明程度相对较高，故而其文化成为主体。这种二元归一的特点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格局，规定了方向。农耕文明以其具有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和较为复杂的社会分工，担当着中华文明主流的角色；而牧猎文明对农耕文明不断予以补充，注入活力，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在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之内，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之部族，即游牧部族和农耕部族，其分界大约在北纬四十度一线。二者既相互依存，又辄生芥蒂。农耕部族为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扰，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起绵亘万里的雄伟长城，但双方联系万难割断。无论是汉武帝之“北击匈奴”，还是后来之“五胡乱华”；抑或是蒙元之“铁马金戈”，还是朱元璋之“驱除鞑虏”，两大部族在上下千年、方圆万里的广阔时空里一次次重演着拉锯战。在此过程中，两种不同类型之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北方游牧部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不断被吸收、消长，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体系。
经济文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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