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在近代中国的产生，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结果。它从诞生之时起，就烙上了大变迁时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印痕。整个近代历史时期，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是精英与民众共同关注的最宏大的时代话题。教科书密切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多层面多角度体现了国家权力意志。因而可以说，近代教科书也是体现“民族国家”这一宏大叙事的历史文本。在这个话语下，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得到充分凸显，从而深刻体现了中国从晚清开始蝉蜕传统、融入新时代的特征。而晚清时期的修身教科书向民国以后公民教科书的转换，正是展现这一历程的生动模本。

一、从修身教科书看晚清的国民教育

修身教科书是晚清才出现的新事物。因为传统社会，“我国之教初学，向用《大学》、《中庸》等书”，[1]除了几种童蒙读物外，还有诸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之类。传统时代的小学教育，“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2]，其中反映出的传统道德教育之核心，正可以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简单概括。晚清社会变迁，新观念、新思想的冲击，必然使传统道德教育面临着挑战，迫使它注入新内容，展示新面孔，显现出从传统到近代的过渡色彩。

晚清时期，读经与修身是官方规定的承担道德教育重任的两种科目，“前者所以严古尊圣，而后者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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