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人已有讨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的关系。严复指出德育教科书的不可或缺，强调“德育尤重智育”。[17]应该说，知识界舆论对于道德教育多持肯定态度，但实际教育效果却不容乐观。修身科是晚清学堂列于首位的必修科目，但由于*动荡使教科未能规范，弊病丛生，修身科的讲授往往落于空文，且教且忘，学校教员常常慨叹：“修身科最无谓，最无效”[18]。但是，由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应该是艰难的、缓慢的，即便是从这并不尽如人意的教育中，我们仍能明显感受到近代化微风的吹拂，看到中国人近代国民意识的萌芽。
二、民初国民性改造和20世纪30年代的公民教育
近代中国屡受列强欺凌，“修齐治平”的道德指向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变革、担负起引导中国走向近代的历史重任。许多有志之士深感唤醒民众、和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正如蔡元培所说的中国国民性之柔弱，如问小学生“有人侮你，你将何如?”学生多半回答“让之”。[19]而近代中国的国民，更需要以竞争精神来面挽救衰颓的国势。军国民主义在晚清就已经是一种有力的教育思潮，民国建立后，在蔡元培的倡导下，教育宗旨加入了“军国民教育”的内容。反映在教科书中，有关“去争”、“让功”等课文减少消失，代之的是竞争、尚勇精神的灌输。民初的教科书中，常有许多学生赛跑游戏的课文：
“群儿集运动场，为竞走之戏。一儿奋力争先，夺得红旗，众皆拍手。”[20]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以卫国为由确定尚武宗旨，北洋政府的《特定教育纲要》中专门强调，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此后教育部也多次规定，男生要加授兵式体操。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中就有很多关于兵式操练的课文。比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二十一课，为《兵队之戏》，课文中一队儿童肩扛竹刀木枪，习为兵队。类似的课文在民初各种教科书中都较为常见。这些都是使儿童树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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