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依存源远流长，也就预示着制度层面的归一势在必然。上苍似乎一直在呼唤、等待着一个既谙农耕、又通牧猎之民族横空出世，以完成将两大部族合而为一的历史重任。历史选择了满族。满族先世虽长期偏成东北一隅，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族人农牧双全，兼擅渔猎。当其把握契机，挥师中原，定鼎北京，君临华夏以后，以其特有的对两种文化内涵的颖悟，从全新的视角，用独创的方式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终于完成了将两大部族融为一体的历史重任，使万里长城永成陈迹。可以说，清代是将农牧文明合二为一的关键时期。因此，清代尤其是其前期，曾为中华版图之奠定、中华民族之形成创下不可磨灭之功绩。
至雍正时，清廷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凡八十载，繁荣昌盛之局面已初露端倪。满族上下着意继承并发扬深深根植与中华文化土壤中之人治传统，靠培养制度之创立，加之族人天资与勤奋等因素，造就出一大批治世雄才，终于得以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辉煌之顶点——康乾盛世。其间，皇帝倚其过人之雄才与精力，操控庞杂强大、无所不在之统治网络，伸缩弛张，得心应手，顾盼自雄；而亿万苍生则匍匐于强权之脚下，虽衣食无虞，然一日数惊，苍凉气短。“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忧贫谋食而已矣。倘若孔老夫子再生，必深以为恨。漫漫长夜，星月无光。这是为所谓“盛世”出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雍正恰恰介乎于康熙、乾隆两朝之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地位十分重要，而透过《大义觉迷录》，略窥其纵横捭阖、妙笔生花之雄才大略，再透过曾静辈被强权玩弄于鼓掌之间之悲凉心境，体味当时士人心境之灰暗与无奈，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也。
然而，或许是因为“时代局限”，或许是缘于内心崇敬，抑或许是对后世唾骂之恐惧，雍正尽管对孔子之“华夷之辨”颇不以为然，但他毕竟还是克制住雷霆之怒、虎狼之威，未敢对圣人有半句微词。以其国学功力之深厚，可断定其知必当知晓《论语》中所录子贡之名言儆语：“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后世之人对雍正私德、人品多有攻讦，但从其未敢贬斥孔圣之角度言之，至少表明其做事仍有法度，尚未在“无所畏惧、为所欲为”的不归之路上走得不是太远。倒是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诩的某些人，“欲自绝”，“不知量”，对孔子极尽攻击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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