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乂万邦，天心笃祐，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

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俶扰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衰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亻替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在此处，雍正引用孟子之“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之当时所有读书人皆耳熟能详之名言，猛力反击曾静之辈之“种族文化论”，显得颇为巧妙。而“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之论述，乃过人之高论也。足以表明在其心目中，东北广大区域历来即属中国，只是处于边境地带而已。就中原朝廷而言，国势强大，则得以统驭，而朝廷式微，则暂时游离，因而得出结论：“华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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