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以“善养吾浩然之气”自诩，而一个“养”字便可折射出其生活条件之优越与从容。在上述相对宽松良好的生态环境中，中华文化迅速走向成熟。此间，法统（政权体系）道统（文化体系）之分野初见端倪。君主与士人各据一端，相辅相成。孔子有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即臣子之忠必以国君之礼为先决条件。孟子更放言“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即士人有权根据君主对自己之态度进行相应反馈。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之主张，主体意识十分鲜明。可以肯定，此间士人之境遇尚佳，“浩然之气”确已存乎于天地之间也。
嗣后，秦皇之焚书坑儒，汉高之儒冠便溺，给士人心灵蒙上阴影。但其处境很快便因孝武之“独尊儒术”而时来运转。自此，中国正式确立法统、道统二元格局。皇帝据法统而南面称尊，君临华夏；士人倚道统而安身立命，承传文明。皇帝可操利刃而生死、荣辱士人；士人可搦秃笔而臧否、褒贬君主。皇帝授士人以官爵，士人扶君主以智力。对士人之需求与对历史之敬畏的双重因素使得君主不敢过于骄纵，为所欲为；而士人亦可售才学于朝廷，待价而沽。人主或为寻求智力支持而礼贤下士，如刘备之三请诸葛；或为不留千载骂名而强压怒火，如曹操之不斩弥衡。士人或为保持自然天性而辞官高蹈，如陶潜之采菊东篱；或因注重享受生命而放浪形骸，如杜牧之江南落拓，由汉至唐，士人之地位虽有沉浮，但基本稳定，中华文化于稳定中走向昌盛。
有宋一代，国势衰微，然士人之地位却升至顶点。宋代诸帝以“不杀士大夫” 为圭臬；而士人则以“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相标榜。君臣坐而论道，相互砥砺，面对北方纷至沓来之强大政权的数波冲击与重压，于风雨飘摇之中将两宋皇朝支撑延续达三百年之久，并于文化科技领域多有创获。国人引以自豪之四大发明中，即有三项成于此间。宋朝士人最为自信，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豪言，足见其心志之高远。然命途多舛，时运不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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