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四年正月二十四（1834、3、4），缅甸国王孟既遣使表进方物，赏赉如例。[57] 

道光二十三年（1843）九月，“赏故缅甸国使臣孟腊糯牙他，银三百两”。[58]十二月初三（1844、1、22），“缅甸国使聂缪那、牙瑞冻等四人于神武门外瞻觐。” [59] 

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月，继孟既而立的缅王孟坑“遣使呈贡方物，赏赉筵宴如例”。[60] 

缅甸蒲甘王（1846－1853）在位期间，一直未向清廷朝贡。但缅甸曼同王（1853－1878）继位后，很快就向清王朝派遣使节。清王朝因“现在粤匪未尽歼除，该国贡使向由贵州、湖南、湖北取道进京，若令绕道行走，殊非所以示体恤。即着该督抚传旨，该使臣等此次无庸来京，仍优予犒赏，委员妥为护送，先行回国。贡物、象只即行赏收，一俟道路肃清，即由该督抚派员送京。其应行颁赏该国王及正副使臣等银物，仍由该衙门照办齐全，发交该省赍送出关，转交祗领。如此量为变通，既无虞跋涉之劳，益足示怀柔之意。”[61] 

综上可知，尽管历经中英鸦片战争和缅甸国内的宫廷政变，中缅当局都在努力维系着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但随着中缅两国的国门洞开和西力大潮的不断高涨，两国各自的社会亦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即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洋务运动和缅甸的曼同王改革。 

太平天国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朝统治阶层开始认识了他们所处的内忧外患的困境，和“古今奇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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