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为达到“以藩屏周”的目的，清廷对相邻属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贯是采取先劝双方，弃嫌和好，劝之不听，则置之不问的原则。如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四（1788、10、2），上谕内阁：“暹罗、缅甸两国，向来构兵不睦。暹罗业经受封，而缅甸现亦投诚内附，具系属国。嗣后该二国应彼此修好，同受天朝恩眷，不得仍前构兵。除缅使回国时已行传知外，俟暹罗贡使到日一并传知，令其回国告知该国王，敬谨遵照。”[38]但两国并不遵从，依旧征战不已。乾隆帝只得谕曰：暹缅“争界兴兵，由来已久，事关外夷，只可置之不问也。”[39]嘉庆帝亲政后亦承继了这一政策：“天朝抚绥外藩，一视同仁,断无偏助之理。缅甸与暹罗同列藩服，彼此称兵构衅；蛮触相争，惟当置之不问。”[40] 

如此一来，缅甸当局便对清方多有不满，双方因隔阂而冲突，彼此猜忌，相互防范的心理，重新抬头。 

嘉庆八年（1803）春，因缅甸土司孟斡禀称“伊国有事，即行具禀天朝；天朝如有应办之事，祈赏示知” 等，意在与清方互通情报，共同制缅。清听闻知，命云南地方官严加驳斥。“该国系化外蛮夷，如有应办之事，天朝既不必与闻；至天朝政事，岂有传播外夷，俾共闻知之理。看来自系该国与暹罗构衅，因见暹罗势强，思欲借以乞援天朝，助其声势，乃作此隐跃之词，冀为地步，殊属狡诈!”[41] 

十二年冬，缅军追捕暹罗戛于腊人至中国云南车里土司界内，屯兵数千不去。清廷命云贵总督伯麟等人“向其明白晓谕，以九龙江系天朝车里土司地方，非尔国驻兵之所，戛于腊业已逃奔，尽可无庸留兵防备。若留兵日久,稍滋事端，均干严谴。一面仍通饬沿边土司，毋得容留戛于腊入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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