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出洋游历章程》规定“各员游历回华，将所学习何业，所精何器，所著何书，呈明臣衙门之后”，由总理衙门“择其才识卓越之员，奏请给奖。”[27]但实际上海外游历使回国之后的奖励保举颇费周折。一来是游历使回国及销差日期先后不一，要等多数人销了差才能入奏保举。二来游历使尚未回国，国内官员已生妒意，担心他们得到保举超常升迁。因此御史何福堃上奏要求“预立游历人员得奖限制”，“请薄其奖叙，即有佳者，只可发往南北洋当差。”尚未保举，已造成不可重奖的舆论。缪祐孙见此情况叹息道：“受此一击，定难得大好处矣！”[28]在这种气氛下，总理衙门大臣也不敢轻易保举请奖，而要先对游历使所呈报告著述等加以审查考核，才能决定分别应否给奖和保举，以至保举时间拖延，保举级别也有意压低。 

因此，直到1890年7月26日（光绪十六年六月初十）以庆郡王奕劻为首的总理衙门大臣才正式向皇帝上了《奏请给奖游历人员疏》，这离有的游历使回国时间已经差不多快一年了。从总理衙门的这份保奖奏疏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一是几位海外游历使中这次获得保奖的人员仅6人即傅云龙、缪祐孙、刘启彤、顾厚焜、李秉瑞、程绍祖。其他半数人员如孔昭乾、李瀛瑞已故，陈燨唐病重，洪勋、徐宗培、金鹏则情况不明，可能尚未销差。第二是总理衙门对此次派遣的海外游历使总的评价是“查各员等分历欧美各州，驰驱二十余国，艰苦备尝，不无微劳足录”。[29]只是肯定他们海外游历的辛劳。另外提到6位游历使“各呈有札记及翻译编选之册”，比较重视他们的调研成果。而并没有对他们在海外的游历活动和促进中外友好及文化交流等方面贡献有所表彰。第三是在保奖的6位游历使中实际分了两个等级，一等是傅、刘、缪三人，表扬“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图经八十六卷，篆述较多，征引尚博，实属留心搜辑，坚忍耐劳。缪祐孙、刘启彤亦能探讨精详，有裨时务”。特别指出傅、刘两人，“于外洋情形考究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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