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几位游历使如洪勋、程绍祖、陈堂、徐宗培、金鹏等回国后的情况因缺乏资料而不详,总之都未获重用和担任外交官职务。
1887年海外游历使们在游历过程中和回国后,撰写了不少外国调查研究考察报告和海外游记、闻见录、日记、纪游诗等。除了一部分当时就已刊印并受到好评外,多数未受重视,以致被历史埋没,或束之高阁,尘封于书库之中。
傅云龙海外游历的各种著述,最早的是在1889年秋从日本游历回国前,在东京刊印完成《游历日本图经》和《游历古巴图经》两种,书的扉页题“光绪十五年夏六月印于日本。”傅云龙回国后把这两种刊本和其他各国《游历图经》及《游历图经余纪》的抄本一起交到总理衙门,并上呈光绪皇帝。因此总理衙门在保奖奏折中表扬他“篆述较多,征引尚博,实属留心搜辑,坚忍耐劳”。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召见傅云龙时,也当面夸奖他“著书详细”。因此后来《游历日本图经》某些版本的扉页还盖了“御览”或“天语重褒著书详细”的印章。军机大臣翁同龢也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傅云龙从日本游归,所著书甚多。”还称赞“此人笔下极好”。[34]李鸿章在为《游历日本图经》作的序中也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繁而成体,博而得要,洵足备考镜之资,可谓用力勤而成书速矣!”[35]而驻日公使黎庶昌在该书跋中更盛赞“余虽不敢谓东倭事迹虽以囊括无遗,而巨细精粗条理灿然,亦极著书之能矣!”[36]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光绪皇帝与大臣们尚未有迫切学习日本维新的要求,因此对此书未予特别重视。而到甲午以后戊戌变法之时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才对光绪仿日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傅云龙的《游历美利加图经》和《游历图经余纪》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实学丛书》的版本。而《游历秘鲁图经》和《游历巴西图经》则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刊印出版。卷首海印有苏松太道严禁私自*翻印的告示。此外,在王锡祺编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各编中也选编了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中的一些类目。至于傅云龙已刊未刊的游历图经、游记与纪游诗稿本大多收入《篆喜庐文二集》和《不易介集诗稿》中,现藏于杭州图书馆特藏室,一般人难于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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