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比一下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派遣岩倉使节团海外游历的情况，就可发现巨大的差异。当年岩倉使节团赴欧美游历立意远大，目标明确，分工具体，成效显著。明治政府的动机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即对欧美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全面考察研究，以供日本改革借鉴，并寻求日本今后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此举极为重视和支持。太政大臣在给使团送行时甚至说：“日本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48]因此政府重臣要员几乎倾巢出动。游历考察目的很明确，正如岩倉使节团副使伊藤博文所说“内政如何改革，应有何种法律、政务，应施何等之方略，外交应以何为标准，以及应如何交际等等”，“都是需要咨询和研究的”[49]。其立意之高与清政府派一些中下级官员仅仅挂名调查外国地理、军事设施等相差何止千里！而且岩倉使节成员考察调研重点各有明确分工，“分科各自负责其主管事物”进行考察。如大使岩倉具视重点考察各国宗室制度，副使木户孝允着重考察各国宪政，副使大久保利通重点考察各国工商业状况等等，因此取得了巨大成效，可以说为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确定近代化的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可以从当时的内外环境，此举遭到保守势力攻击和所游历国歧视的角度来探讨。 

1887年海外游历使的派遣还受到社会偏见尤其是保守势力的攻击。同时在游历过程中，由于晚清国力衰败，游历使本身级别又低，往往遭到所游历国家的歧视和无礼对待，这也降低了这次海外游历的效果和影响。 

早在1887年海外游历使派遣之时，一些有保守倾向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就对此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