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版的大量清代通史著作中几乎都没有1887年派遣海外游历使的踪迹。如民国时期出版的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80卷（文明书局，1915年）、许国英《清鉴易录》28卷（药思堂，1917年），萧一山《清代通史》6册（商务印书馆，1928年）、孟森《清史讲义》（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解放后出版的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郑天挺主编《清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记90年代后出版的新成果，如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甚至最近出版的篇幅最大的清代编年史《清通鉴》22册300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也未提及此事。 

近百年来出版的大量中国近代史通著作虽然比较重视中外关系和中西文化交流，可惜也都没有提到1887年海外游历使之举，如解放前出版的陈恭禄、蒋廷黻、郭廷以等人分别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到解放后出版的范文澜、林增平、戴逸、胡绳等分别编著的《中国近代史》。近二十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至少有几十种，包括外国学者的著作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等也无一提及此事。 

更专门的近代中外关系史、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本应有所记载，但是很遗憾也是付之阙如。解放前出版的如向达《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0年）、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独立出版社，1943年）、曾友豪《中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3卷（商务印书馆，1931—1934年）。解放后出版的如王绍坊《中国近代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8年）、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等书均无记载。就连199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小平著的《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中国海外旅行与文化交流》和200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李喜所主编的五卷本《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而且重点叙述了晚清游历、出使、考察的历史，竟然也未提到1887年海外游历使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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