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从一开始就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其效果影响不大，也是必然的。细考总理衙门的游历章程，并没有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借鉴外国经验、培养外交人才等较远大的动机和目标。而仅仅着眼于调查考察，只要求游历使“标各处地形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雷详细记载，以备考察。”[41]选拔游历使时标准是“专以长于记载叙事有条理者入选”，[42]即强调其调查写作能力。而回国保举时也主要看重其调查考察成果，是否“留心搜辑”，呈有扎记及翻译编选之册”[43]。对他们的海外促进中文友好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贡献却不予表彰。以至多数游历使只是满足于记录所见所闻，或罗列现象，不加思考。如后来张謇批评的“仅观粗浅，莫探精微。”[44]即使其中有比较全面深入的外国调查报告，如傅云龙的游历各国图经、缪祐孙的《俄游汇编》也没受到应有的重视，发挥应有的作用。另有考察西方*较有见识的著述，如刘启彤的《英法政概》，在中国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度，却由于*环境的制约，也没引起清政府当权者的兴趣。直到十多年之后清政府要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才急忙派大员出国考察外国宪政。 

游历使们的考察也没有重点分工，所以李鸿章批评“不如议定专门，博求详说，有裨实用”，而且像造船制造和水师陆军等方面情况，“中外学者颇有汇集，然此事日新月异”[45]，如果游历使们仅仅翻译介绍一二种著作，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清政府《游历章程》又提出游历于游学并举，规定“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各员有性情相近者，自能审责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交总理衙门查考”[46]。实际上游历使们游历的路程长、国家多、调查考察任务重，游历时间紧，精力有限，加上本身又缺乏西学基础素养，因此游学任务根本没法完成。 

清政府也没有把这批海外游历使作为外交人才来加以培养锻炼和使用，加上清代官僚制度当时缺乏选拔职业外交官的机制。因此游历使回国后仍然是回到六部或外放地方任职，而不考虑充分利用他们通过这次宝贵的海外游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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