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不以为然，并冷嘲热讽游历官员。例如思想较为保守的晚清名士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中就攻击去应试争取出洋游历的六部官员，“大抵非穷途无聊，即行险侥幸者耳”[50]，讥讽这些人只是在六部候补闲得无聊，又提升无望，才冒险找一条以海外游历为升官捷径的出路。这实际上是对那些胸怀大志真正想通过海外游历开眼光长才干为国效力得游历使的偏见。李慈铭还奇怪以往中国的士大夫均以出洋为苦差使，不屑为之，而现在海外游历居然成了热门，又科举正途出的六部官员，居然还需要经过考试竞争入选，连像兵部郎中傅云龙这样钻研经学考据颇有建树的“饱学之士”竟也来应试。他不禁摇头感叹社会风气的变化，“国家考试，至有出洋游历一途，而应之者不乏考据人才，亦今日风尚使然也。”[51]不过使他聊感自慰的是傅云龙在试卷中阐述了“西学中源论”，“引证甚博，推原化学、重学、汽学之法，实本于墨子。”[52]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安慰和满足了中国士大夫保守自大的心理。
游历使在海外游历期间已遭到不少非议。有人造谣说游历使私带中国绸缎等物品，沿途出售，瞒关漏税，以牟取私利。甚至诬蔑某些游历使在外行为不端，滥交洋妇以至得病等等。游历使尚未回国，国内已经有不少官员多生妒意。如六部同僚担心他们得到保举超常升迁，以至“压其班次”。总理衙门章京则忌妒游历使们一旦分派到本衙门，“以熟悉夷情见长”，会使自己相形见绌。于是御使何福堃上奏要求“预立游历人员得奖限制”，“请葆其奖叙，即有佳者，只可发往南北洋当差。”[53]尚未保举，已选或不可重奖的舆论，致使总理衙门不敢破格选拔和重用海外游历使出任驻外公使、参赞、领事等职。即使是对缪祐孙与程绍视给予从本部员外郎、主事“遇缺即补”这样很轻的保奖，竟然还遭到吏部的刁难，指责他们“既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又非同文馆学生出身，所得京职升阶班次，与定章成案均不相符，应饬另覆。”几乎保奖不成，后来经光绪皇帝朱批“缪祐孙、程绍视均着原保给奖”，才算通过。有些保守人士甚至把海外游历使简称“游员”，“视同游民、游勇等，安得委以重任？”[54]可见当时保守势力阻力之大。
游历国家的态度也影响了这次游历的成效。由于当时中国国力衰弱，游历使级别又低，有时会遭到所游历国家的歧视和冷遇。有些国家政府和官员对中国游历人员对该国军事、工业设施的调查考察不抱合作态度，甚至拒绝游历使参观炮台、船厂、军械库或购买地图、统计资料的要求。洪勋在意大利、瑞典、挪威游历时就遇到这种情况。缪祐孙要求参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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